（上接 柳工传奇 第一章 滚滚长江东逝水）
□结缘装载机 1964年冬天，李郁被调入一机部五局担任规划处处长，离开了柳工。但是似乎命运并不想就此割断李郁和柳工的联系。
1965年4月，中共中央同意当时国务院新技术进口小组《关于引进新技术工作几个主要问题的报告》。《报告》认为，应当充分利用当前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适应国内经济形势和建设的需要，更积极地展开从国外引进新技术的工作。重点是冶金、矿山、汽车、机床、仪器仪表和电子工业的设备和技术，以及为建设三线所需的工程机械。
一机部就在此时进口了一台日本生产的125A装载机样机，交由天津工程机械研究所和厦门工程机械厂测绘。李郁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向部里提出让柳工也承担装载机的生产任务。一来柳工是部属企业，二来柳工也没有固定产品。但对此部里的意见也尚未统一，有的领导找到当时在柳工担任领导的金秀培和孟宪奎，希望让柳工接受压路机的生产任务。但柳工执著于装载机，因为其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和技术难度的挑战。最终一机部还是决定将这个产品给了柳工。
争取下装载机的任务后，李郁并不放心：项目争取下来了，万一没搞好怎么办？于是，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调到北京不到1年的李郁就提出要重回柳工，把装载机的任务做好。从条件优越的北京提出要回到偏远的柳州，即便在当时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
1965年初，李郁再次踏进了柳工，重新担任厂党委书记兼厂长。再次从部里的办公室回到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的企业。这是李郁自己选择的，也是他心甘情愿的。但李郁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等待他的是一场全国范围内史无前例的巨大浩劫。
李郁到厂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一批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奔赴厦工学习取经，这次取经之旅历时5个月之久。
60年代的中国，还没有造过装载机，很多工人都是第一次见到装载机，其生产难度可想而知。回忆起那段经历，柳工人至今都对厦工的兄弟情谊怀有感激之情。虽然大家都没有任何经验，但厦工仍然在测绘等方面给予柳工极大的帮助。当年9月，他们终于从厦工带回了样机图纸，装载机试制工作由此在柳工全面铺开。
1966年，“文化大革命”来势汹汹，柳工亦未能逃脱这场运动的影响。尽管李郁带着一些技术骨干千方百计地排除干扰，全力推进装载机研制，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运动仍在一点点地逼近。在攻关组中，一些优秀的技术工人因为出身和成分不好而遭到排挤，装载机试制工作遭受了巨大的阻力。而技术难题得不到解决，有的同志不在技术上下功夫，而认为是有人在暗中搞破坏。
这期间，李郁和攻关组的同志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的命令开始不能得到充分的贯彻了。好在还有刚刚从抚顺挖掘机厂调来的毛维经等同志在负责相关工作，厂里以技术和生产为主线的局面才得以维持，受排挤的技术工人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得到发挥。这期间李郁一如既往地下到车间，一位工人记录下了当时他的一段话，李郁说：为了发展我厂的生产，你们要把所有本事都拿出来，还要注意安全……
1966年国庆前夕，柳工人克服重重阻力将Z435轮式装载机试制成功，配合当时的国内形势，取名为“东风”。喜讯传来，全厂沸腾。李郁也完成了回归柳工的重要使命，但“文化大革命”声势日渐扩大，“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总是能听到，接下来的工作越来越难了……
这期间，一名进厂不久的技术人员开始崭露头角，并为装载机的研制成功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个人叫张沛，30出头。从空军退役，飞机机师出身，对机械技术有着天然的爱好与兴趣，令张沛很快在装载机研制小组中成为技术骨干。但张沛的故事还要留待下面再讲，因此先按下不表。
1968年柳工终于凭借自己的力量———很多市场上根本买不到的配件和生产设备，都被技艺高超的上海老工人们手工制造出来了———使Z435最终在1968年通过国家鉴定，这是我们国家首台通过鉴定的装载机，是可以记入史册中的事件。不久，Z435正式开始小批量生产。
1969年7月一机部买到一台特雷克斯7251型装载机。由于柳工在装载机研制方面的突破性进展———率先通过整机鉴定，因此部里将这台装载机生产任务直接交给了柳工，并安排天工所协助进行测绘。当时柳工内部对是否接受这个任务还存在着争议，但厂里的技术工人及干部一致认为：一定要接下这个任务，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按照我国实际情况，设计和制造高水平的大马力装载机。
事实上，Z435型装载机在当时已经开始逐渐被淘汰，其钢性车架已经被铰接式车架所替代，而7251正拥有铰接式车架、马力大等优势。柳工接受了这个任务，而这期间国内一些为避开政治斗争的技术院所在得知柳工仍有伙人在坚持研发的时候，主动来到柳工，要求进行合作，补充了柳工的研发队伍。
也从这一年开始，柳工连续3年在社会上招工，扩大生产规模。目前企业领导人王晓华就是1970年被招进柳工的。
1971年7月1日，中国第一台铰接式轮式装载机在柳工诞生了，当时被称作Z450，于这一年底通过专家鉴定。Z450为中国装载机行业的形成及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我国工程机械从此开始了追赶世界一流产品的步伐，柳工的装载机系列化、专业化生产从此开始了。作为对厦工在Z435项目上给予帮助的回报，柳工也派人把这份图纸送给厦工一份。
Z450的出现引起了国家有关单位的高度重视。在经过工程兵部队试用后，Z450被列为工程兵的重点装备。为此，国家每年拨给柳工一部分军工技措费，用以扩大生产能力。
[由于Z450的试制过程的特殊时代背景和独特社会环境，如国内物资缺乏、重要配件无处购买，当地经济技术环境较差，无可资利用的配套企业和制造能力，柳工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将装载机做出来的，甚至连轮胎都是自己生产。这样的生产模式，发展到后来，形成鲜明的柳工特色，用形象的话说：“围墙里的企业”，或者就叫“小而全”、“大而全”。这种生产方式从冷加到热作，从整机到零部件，几乎不需要外协。积极的方面是建立了完整的装载机生产体系，培养了关键部件的研制能力，对日后柳工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柳工就此背上了一个沉重的成本包袱，这也是日后柳工进入市场竞争后，所必须面对和消化的。]
1973年，李郁结束了在柳工的使命，被调到西安工作。柳工从此告别李郁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个艰苦创业的时代。李郁任上为柳工争取来了装载机的生产任务，为柳工选择了一条发展道路。柳工从此书写了中国装载机事业发展史的重要篇章，而李郁也因此记入史册。
同时应该特别铭记的还有“上海老工人”这样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代表着当时柳工所有优秀的技术工人，而不是单纯的地域概念的人。柳工最初的优秀技术工人几乎都来自于上海华钢厂，而且这些人成为了后来人的“师傅”。他们是柳工的技术根源，为柳工培植了优秀的“技术基因”，在一次次攻坚克难中为柳工积累下来宝贵的技术能力和技术传统。
“上海工人”与李郁的领导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种“二元式”的组织结构。这种“二元式”的结构发挥着老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和协调能力，发挥着“上海工人”的技术水平和敬业精神。在“文革”期间，即便领导体系被支离瓦解，表面上走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而实际上仍然保持了以技术为主线、以技术工人为主导的不间断发展势头。而且正是这些有着优秀传统的工人，在动乱期间挺身而出，保护柳工被下放劳动的领导干部、保卫柳工的工厂和生活区的安全、自发协助技术攻关。对于“上海工人”来说，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优秀素质。
柳工传奇 【第二章】浪花淘尽英雄
【70年代的过渡】
1973年，由于李郁的离去，柳工正式更换了领导班子，党委书记与革委会主任由刚从金城江水利设备厂调来的刘恩炳担任。此时的柳工深受文革影响，成了全市的老大难单位之一，领导班子不团结，职工劳动纪律松散，生产任务无法完成，省市工作队九进八出没彻底解决问题。刘恩炳得知曾在柳工担任厂长的毛维经仍在柳州市时，便多次找到市领导，表示希望请毛维经回到柳工协助其工作。1974年4月，毛维经在组织的安排下再次回到了柳工，担任革委会主任。
□百废待兴的日子 从此毛维经骑着他那辆旧自行车的身影便穿梭于柳工的厂房间。一旦发现问题，毛维经会立即组织开会研究其原因和解决方法。如今的柳工老人回忆起毛维经，仍然感念他那种不解决问题不罢休的精神。
在基本了解厂里的情况后，他们开始着手重新安排生产计划，以期解决生产任务完不成的问题。为此，毛维经要求所有党员深入生产一线，参加劳动并进行调查研究。同时，采取五天一小战，十天一大战的办法，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有比赛就要有奖励，可是由于长期以来对“物质刺激”和“奖金挂帅”的批判，企业发奖金和加班费都是不允许的。但是，毛维经和刘恩炳还是想办法比如通过报销日用品的方式，或者通过加班不收餐费的方式奖励加班的工人。
这一方法的效果迅速显现出来，柳工的生产记录不断被刷新。工人们消沉下去的意志又再次被激发，甚至出现了个别工人连续六天六夜不下火线，吃睡在车间的一幕。1974年5个月内完成了全年计划的90%，提前4个月完成了全年的生产任务,柳工在这1年慢慢走出了“文革”的阴影，生产开始逐步恢复。
1975年，柳工的产品因被国家定为支援亚非拉地区的援助物资，第一次走出国门。不久后，杨冠淼参加了中国进出口公司组成的技术服务组，赴圭亚那进行技术服务，成为柳工第一位出国人员。这次南美之行并不能真正算作柳工国际化的开始，但是通过这个机会，柳工开始认识自己与国际一流产品之间的差距。一位圭方人员曾开玩笑说，“中国的工程机械如果是长颈鹿，那英国产的机械就是雄狮。操作中国的机械会被人认为是技术水平低，而操作英美品牌的机械就被认为是高人一等”。杨冠淼将这个比喻带回了柳工，极大地刺激了当时的柳工人。
从1975年起，柳工的装载机系列化进程继续推进，国家向柳工下达了研制当时中国最大轮式装载机———ZL90的研制任务，柳工通过这个任务第一次以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开发产品。也在这一年，柳工又接到了DZL50井下装载机的研制任务。就在对这两款装载机的研制中，度过了70年代的最后几年。其间，柳工对Z450进行了较大的改进，于1978年正式更名为ZL50，并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ZL90和DZL50分别于1977年和1979年通过了国家鉴定。此时，一个新的时代在悄然向柳工招手。
1979年有一件事具有标志性意义。这年4月美国卡特比勒公司的访华团第一次来到了柳工，两个企业之间持续20年的往来由这次对话开始。卡特比勒公司此行的目的是了解情况并探讨开展技术引进等合作的可能。卡特比勒有关人员回国不久，便推出了一本介绍世界各国装载机生产商的图书，其中就有介绍柳工的内容。
[上世纪70年代对于中国工业是一个尴尬的年代。前大半段我们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大革命，到了万马齐喑百废待兴，而物极必反，拨乱反正。这期间柳工更多是作为党和政府的一个处级行政单位运转着，零星地萌发出稚嫩的商业因素，除此并无更多可以赘述。但历史的车轮在辗过一段荒唐岁月后，轰然进入了伟大的80年代。柳工由此开始了全新的历程。]
【80年代的转型】
1980年是柳工的改革之年。此前，国家在四川地区的几个企业搞“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之后，“放权”政策扩散到了更多的国企。伴随着“放权”，国家也逐渐结束了对企业统购统销的历史。1980年，国家给柳工分配的生产计划不到去年的30%。变革速度之快，幅度之大，远远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料。
没有生产任务，就没有国家的资金。毛维经曾在抚顺挖掘机厂工作过，积累了一些人脉，这年春天，他带领着一队人马北上辽宁，迈出了柳工找市场的第一步。
□首度外出找市场 东北此时还在下雪，气温比柳州低得多，招待所里要暖和些，但只要一到外面去，身上的棉衣和脚下的棉鞋立刻就被低温打透。可是，安排展览、介绍产品几乎一直要在外面跑，这个春天对毛维经等人来说过得很不容易。
为了能得到展销会上的有利位置，展销会举行的前一晚，毛维经指挥大家在雪夜中把样机开到现场，这时其他厂家的工作人员都还在休息。第二天，柳工的亮相立即吸引了众多参会者的目光，毛维经以略带沙哑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解，来来往往的人也被他的介绍吸引了过来。两天的展销会，柳工共卖出了20多台装载机，这个数字在当时确实让人羡慕。对这样一支根本没有销售经验的团队来说，也是巨大的鼓舞。
接下来，毛维经又带队去了抚顺、长沙等地，足迹踏遍了全国27个省市，其间经历辛苦无数。一番奔走下来，柳工在东北的市场逐渐打开了局面，奠定了柳工第一批来自市场的客户群。柳工的销售额开始大幅上升，甚至一度出现了供不应求。
从一开始接触市场，柳工就出现了一系列变化。其中值得记下来的就是换下了与二汽相同、容易让人误会的“东风”标志，而改用“柳工”商标，这可以说是品牌建设的第一步。
为了适应市场需求，1980~1982年间，柳工自行开发了ZL40和ZL20轮式装载机。同时，还自主开发了ZL40和ZL50的多款变种产品，包括ZL50A、ZL50B、ZL40-1、ZL50-1等不同功能的装载机。这种结合市场需求进行产品开发的思路无疑是符合时代的发展要求的，但柳工采取的方式却是朴素的，这期间柳工开发出的产品，虽然也建立在对需求的分析基础之上，但由于缺少科学的市场分析手段，有几项产品最终没能经受住市场的考验，而是转化为柳工的技术积累保存了下来。
□测绘卡特彼勒样机 进入20世纪80年代，国内制造业开始了新一轮的引进技术。柳工此时的技术负责人正是张沛，在他的推动下，柳工认真地研究着刚刚认识不久的美国卡特彼勒公司。这家世界一流的工程机械设备制造商是柳工学习模仿的不二人选。
根据以往的经验，首先要买台样机进行测绘学习。当时国家外汇储备还不富裕，厂里财政也不宽裕，买台样机压力是很大的，但柳工还是下定了决心。先是借道新加坡，再转自香港，最后将样机运到国内。这台样机型号为966D，是卡特彼勒当时比较先进的一款装载机。
柳工立即集中力量对其进行了测绘和测试，有些地方尽管一时无法掌握其原理，但仍然照着样机的样子仿制出来了。结合柳工已有的ZL50系列产品的特点，1984年10月，柳工研制出了ZL50D，被认为是柳工第二代产品自主开发的开端。更重要的是，这次试制使得柳工有机会近距离地了解世界一流的产品，认识到彼此间的差距，为未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柳工技术组织采取的是“师傅带徒弟”的模式，因此，建厂初期的技术传统和文化传统基本都延续了下来，通过产品升级和测绘966D，在技术上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柳工仍然延续着自己的“技术本能”，这种本能一方面使得柳工在技术上不断地积累和进步，锻炼了柳工的队伍。
在ZL50D研制期间，毛维经完成了他在柳工的使命，离开了柳工。
[毛维经和李郁一样，都给柳工留下了许多值得回忆的片断和感动。如果说李郁是开天辟地的创业者，那么毛维经就是一个顺时应变的革新者。他在柳工既经历了“文革”的动荡，也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大潮。他在动乱时期能够利用自己“四清队”队长的身份，给柳工研制装载机创造有利的环境。改革开放初期，他毅然带领柳工北上东北，最终建立了柳工首个销售网络。虽然仍然采用的是自销的模式，对市场信息的分析方法也比较朴素，但对当时的企业来说，能具有这样的理念和意识也是一]
□经历双轨制 个突破1982年5月，广西自治区党委任命杨子康为柳工党委书记，此后柳工逐步对“文革”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进行处理。随着1983年底孟宪奎被机械工业部任命为柳工厂长，“革委会”这个包含着浓厚文革气息的部门彻底被取消，柳工开始实行新的领导制度。
在新班子的领导下，柳工精简科室和中层干部，理顺了生产管理机制。这两年间全国工程机械市场开始兴旺起来，柳工针对市场的生产和销售的体制逐渐发挥了作用，1980年后出现下降的经济指标开始回升。1984年，柳工工业总产值突破了8000万元，实现利润2000万元以上，装载机年产量近700台，基础建设投资近500万元，超过了改革开放前的水平。
在国家简政放权总体改革思路推动下，机械工业部计划将柳工从部属企业下放为柳州市属。1984年12月，机械工业部再次对柳工领导班子作出调整，任命吴多兴为柳工厂长，陈梧生为党委书记。同时，改原来的党委一元化领导制为厂长负责制。这样，到了1985年1月，由新班子带领的柳工正式被下放到柳州市。
当时柳州市的领导仍然保持着以往发展工业的饱满热情，整个班子以开放大胆、个性强硬而著称，因而使柳州的工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成长起五菱、柳汽、两面针、金嗓子等一批在国内很有知名度的企业。在当时全国十个效益最好的工业城市之中，柳州市连续两年排名第一。
柳工下放后不久，柳州市做出决定，任命一位当地官员到柳工担任第一书记。接着又免去了吴多兴的厂长职务。
一系列的人事变动，给柳工带来影响，反映到当时的机械工业部。为了保证企业的发展，机械工业部在得到中央的指示后，出面进行了协调。之后，柳州市将派往柳工的负责人调回，改由广西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接手柳工的人事工作。1986年柳工进行了一次民主测评，两位本厂员工被提名为厂长候选人，由全厂员工投票。最终，张沛以更高票数当选厂长，同时，陈梧生被任命为党委书记。
至此，柳工经历了两年三易厂长的风风雨雨，终于平静下来。而风雨之后，将酝酿一场绝美彩虹的升起。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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